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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发展缘何滞后

  谁能相信原子物理学的奠基人卢瑟福说过:“任何人期望从原子的嬗变中获取能量是荒唐的臆想”(1930年)。20世纪50年代IBM曾预测世界范围内只需要6台计算机。小型机之父DEC的创始人奥尔森曾说:“不能想象为什么每一个人在他们家里都需要一台计算机”(1978年)。八十年代中期比尔·盖茨还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人需要大于640K内存的个人计算机”,而现在个人计算机的内存大于其预估的100倍。

  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变革正面临突破的临界点,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20世纪才真正出现了技术位置的重大转换,技术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雕虫小技”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在芯片、生物工程、医学与药物和纳米等技术领域内正孕育着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人类正处于更加激动人心的技术革命的前夜。

  另一种声音:“21世纪不断加速的技术变革,可能会带来某种类似于人类毁灭的后果,人类正处于极端不幸的顶峰”。

  人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非理性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将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但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是制衡的,应相信人类的自我调整能力。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伴生着世界经济中心。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以及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历史证明: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具体技术,带动了一次技术革命,进而拖动了一场产业革命,带动了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并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史载:“改变了整个世界”,把英国推向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位置,并酿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成为当时的经济强国。1875年德国的煤化学——合成化工,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德国推到了前台。1866—1879年三电(电灯、电话、电机)的发明,把一个初出茅庐的美国推到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位置,并形成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批学者集体撰文:《改变世界的机器》,惊呼日本的崛起,日本由于不断地主动采取技术创新,把一个资源小国推到了世界前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新的世界制造业霸主。

  社会的进步促使做为生产力要素的人的尊严得到了尊重,人的价值和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

  近百年来技术的重大变革不是由于人的大脑变得聪明了,或人的手脚变得灵巧了,从生理解剖的角度,这些都没有变,酿成重大技术变革的原由是社会的变革。历史上欧洲的崛起源于16—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催生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发端于对宗教真理的理性思考和不堪忍受宗教对人性的束缚的反抗,香港六会彩手机开奖结果,渊于思想解放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创新激情和内在动力,深刻的思想运动导致人们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思维方式的革命,进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导致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大繁荣。因此,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是近百年技术重大变革的最根本原由。

  科学是技术的源泉,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科学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而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至20世纪上半期,人类在物理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达到了顶峰,这对后期的核技术、半导体技术、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爱因斯坦之后最有影响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说:“过去一百年全世界发生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都多得多,其原因是基于基础科学的技术上的进展。”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的发展与其说是技术本身,勿宁说是有利于人的创新活动的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促进了技术的变革。

  1600年罗马教廷把天文学家布鲁诺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说:“严格地说来,近代科学始于布鲁诺的死。”事实上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一个人类创新文化的新时期,它的特征是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和遵循严格的逻辑推理及缜密的数学、实验验证的科学方法,这是近百年技术变革取得重大突破的思想保证。

  困扰了我们多年,至今仍未取得共识的李约瑟难题:“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欧洲?”尽管我们有5000年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学术界甚至产生了我国古代有无科学的争议。

  中国近年有什么大的发明创造?为什么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很小,尽管我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科技人员群体,为什么创造发明甚少?一个喏大的863计划授权发明专利寥寥可数。

  从张之洞、李鸿章起我们就买外国的技术及装备,到现在还看不到一个尽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依赖的是外来技术的支撑,中国能买来一个现代化吗?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未能成为推动国强民富及民族振兴的主要力量?

  为什么我国科学技术界疲于跟踪外国的技术,缺乏原创性的思维,甚少涉足跨越性技术的探索?

  中国科学技术比西方落后绝不是中国人的智力水平比西方人低,落后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环境,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特海话说得很尖刻:“中国人就个人从事研究的禀赋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中国的科学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它可以取得任何成就。

  中国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作过诸多贡献,尽管有争议。但在近代,特别是自清以后,在“闭关自守”的政策下,科学技术日渐衰落,尽管在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曾占世界的28.7%,中国的工业产量等于英国的3倍,但这只是落日余晖,强弩之末,而此时欧洲正在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迪下,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科学技术、经济与文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符合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经济、技术、文化及社会大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

  经济学家罗森堡在《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中认为:“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欧洲,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原因在于西欧在中世纪后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机制。”

  技术创新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但也取决于制度及民族文化传统本身的适配性。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深层的信念结构,这些信念结构是规范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力量强弱的根源,在看到我们的体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正面因素时,同时也应正视其负面因素。我们必须在自我批判中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道”本“器”末,贬低科学技术的作用,所以没有形成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物质文化。在创新和守旧的抉择中趋于守旧,“中庸之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缺乏创新精神。在教育中抑制个性,泯灭个性,缺乏自主精神。歧视从商言利者,认为是背离正道的人,“抑商贱术”的社会传统制约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育,延缓了2000年封建社会的变革,所以杨振宁认为:“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抗拒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缺乏创新文化的底蕴是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很难有大作为的原由。

  针对技术与经济脱节,技术人员游离于企业与市场之外的时弊,管理层得有一个“创新战略”

  这个战略不是针对具体项目,而应是站在战略层面上,解决上述“脱节”和“游离”问题,一是针对人,如何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构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重组中国科研队伍,目前科研人员结构分布是不合理的;二是如何解决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正像怀特海所说的:“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它(中国)可以取得任何成就。”

  如何摆正科学与技术的比重是对我国科技管理层决策水平的一个考验。罗斯福总统科学顾问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布什的观点:“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曾对各国科学技术的比重取向影响很大,但各国国情不同,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不同,当前中国应重点向技术倾斜。科学与技术的动力是不一致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科学与技术不应混同。技术如果没有需求的推动,没有企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并获得效益,任何技术创新都没有实际意义,因此,把技术研究的目标转移到战略性的社会需求上是正确的选择。

  已成熟的传统技术没有必要再强调从头开始,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拿来”即是,不一定样样都要自己作,但自主的研究开发应着重投入到原创性有突破性的技术上,实现技术跨越,才有可能后来居上,如塑料芯片技术、高温超导二硼化镁技术、生物芯片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等,一旦有所突破,技术、经济和产业格局就会重新洗牌,一项具体的技术就可能酿成一次产业革命,带动一个国家兴旺发达。